王浩威
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剛剛結束，六天的「國際級」展覽淪為亂哄哄的大賣場，主辦單位所屬的城邦出版集團主席詹宏志先生表示：這一切改變是「我們要珍惜台灣人民旺盛的生命力。」
同樣轟動的，前東帝士集團董事長陳由豪先生在選戰前一個月跳出來大動作一番，以公開信的方式指責陳水扁總統多次接受他的政治獻金。他自稱是「政治新難民」，還大談「沒有法治，如何深化民主」滿口仁義道德的道理，而且國內堂堂大報還將他的「道德文章」在第二版以頭條逐字刊載。
這兩件事似乎是不相干的獨立事件，但仔細想想，都是自我價值觀錯亂：講的話似乎很有道理，開口的那張嘴卻是完全不對的。
詹宏志先生將混亂美其名為生命力之際，卻不直接說明為何讓台北國際書展文化產業的角色強行降級。過去的台北希望藉由國際書展成為華文出版的龍頭老大，現在雖然時機不如前些年，北京國際書展後來居上；可是，當新聞局還一廂情願配合行政院文化產業來看待這次書展時，同樣是出版業界一份子的城邦集團藉此搶下了主辦權，成為第一次不是由非營利單位主辦的特例。
詹先生身為以港資為主導的城邦集團的台灣主席，在開幕前一方面表示要定位「台灣為出版界的手工藝中心」，一方面卻又放任書展放棄過去保留前兩天不對一般顧客開放，只保留給國內外專業相關人員的慣例安排。所有國際重要書展都留有這樣的空間，甚至只對專業開放而不做賣場（北京書展就是如此），因為這是國內外出版專業互動交流的重要時機，既是專業社群產生的基本條件，也是國際版權買賣等文化產業的重要時刻。
詹先生所主導的集團壟斷了這次書展的國家資源，甚至是開文化產業政策的倒車，卻只因為背後可能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政商關係，都被淡化而略過。尤其，當詹先生夸談「生命力」時，似乎還自以為是當年的那位保釣運動熱血青年，而忘了自己是港資集團代理人的身分。
身為港資集團代理人並沒有什麼可恥。有自由市場就有資本集團或財團，有財團就有他的代理人。只是，當一個人有了新的社會位置，卻還偽裝成停留在原來的位置，透支他過去的信用，信口發表在倫理上毫無合法性基礎的言論。
前東帝士集團陳由豪先生不也是如此？他當初的政治獻金四處散發，不分藍綠，只分散發的對象有沒有權力，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目的？這些行為可以侃侃暢談「沒有法治，如何深化民主」嗎？這位在國內金融機構舉債六二三億元，平均每一位國民要為他多負擔數千元甚至數萬元的通緝要犯，如今也開始以受害人的口氣，開始要求所謂的正義。這真是教人錯愕呀！任何金融相關人員的訓練課程裡，不論大學研究所還是銀行職員的進修，東帝士集團的債務是探討金融制度重大疏失是如何產生卻無從救起的必備教材。當金融專業人員開始從東帝士案件了解自己的專業素養在怎樣情況下可能失守，而逐步反省學會對自我要求更高的專業態度時；如今，這個標準教材的男主角卻一副無辜的姿態，推翻了一切的價值標準。這時，人們又學到什麼？
不論詹宏志也好，陳由豪也好，他們懂得運用政商結構的巧妙關係，懂得利用社會心理的反應（譬如政治選舉造成的非黑即白的對立），所有一切最基本的關於人的倫理都可以割捨了。原來，人可以隨意調整自己的價值標準，只要你有能力有權力──這是人們從詹陳二位先生身上學到的最新一課。只是，這世界也因此更黯淡了。